【前言】

    我和师兄，从农家学子来到北京读书并留京工作，一路顺风顺水，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挫折，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遇到了很多贵人相助，多年的租房生活，没有过什么困苦，反而是家人与亲人一般。最开始的租房生活，就是北大教授家里，到生完孩子搬来回龙观租住在北大同事的房子里，到后来租住网友的房子，最终搬入自己的房子。

    其中，给予我们最大帮助的、与我们关系最密切、走动最多的，莫过于北大教授谢教授、杨教授夫妇。

     从2004年师兄入职，任谢教授助理，并租住在教授家里，到2006年我入职公司，公司及教授亲自为我们张罗集体婚礼，至今相识已经20年了。这期间，我们得到两位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爱与帮助：孩子出生于租住房里，杨教授给我们送床品礼物；每年都会请我们一家几口一起吃饭，有时候在饭店，有时候在家里，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如同家人；我们搬进自己的新居，教授夫妇送来绿植恭贺乔迁，并在新家一起吃饭、聊天、下棋。每年国庆节前后，我们一起出游，一起享受假期，真的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从结婚到生子，到孩子渐渐长大，每次看到杨教授，都如邻家奶奶般亲切，听孩子叽叽喳喳唱歌算题，给予我们及孩子们无限的关爱与鼓励。

    上周末，想去看望教授夫妇，临时有事耽搁了；周五，11月29日上午，师兄电话负责照顾教授的同事说周末我们计划前去看望，回复说不太方便，下周末吧。周六，忽然得到杨教授已于周五下午去世的消息，享年92岁。没有想到，因为一次推迟，竟然再也无法相见！时间停留在了去年去看望他们的时刻，当时，杨教授还精神矍铄，协助修改校对谢教授的回忆书籍，还跟我说，她想写的成都之行的回忆文章回头有机会再跟我一起探讨。没有想到，如今，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无法聆听杨教授优美的钢琴，无法聆听她的成长、她的小时候、她的爸爸妈妈的故事与经历。这几天，杨教授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浮现，一直想为杨教授写点什么，留下点什么，却总是无从下笔。

    今天，此刻，终于有一个相对清静的空间与时间，在此，记录下我敬爱的杨教授的一生，部分文字来源于杨教授自述的文稿、部分来自谢教授传记内容，来源可靠、真实。

【正文】

    杨骏英教授，女，1932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昌。父亲1900年生于广东中山翠亨村，是一位建筑工程师，曾就读于教会学校，大学毕业后在教会资助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36年带领全家转往成都，先任职于四川大学，后任职于华西大学，出任建筑科主任。母亲190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6岁时被美国传教士收养，曾在美国留学，讲授英文，在华西大学任副教授，经常做翻译接待工作。在父母的教导熏陶下，杨教授从小学习弹奏钢琴并成为她一生的爱好，成绩优异，全面发展，初中时曾获成都市英文演讲比赛第二名，研究生时曾是北京大学女子短跑记录保持者。从四五岁到1950年高中毕业的十八岁，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杨教授都生活在成都、尤其是美丽的华西坝，这里留下了她最美好的记忆。2019年8月，她曾携儿孙到成都华西坝寻根，重游故土，并潜心研究华西坝的历史，希望正确看待当年教会大学的价值，同时梳理自己的过往，寻找自己的来处，希望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因此，我们曾一起多次交流讨论沟通《成都之行》《我的父亲母亲》等文章。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各种杂事，我们讨论与修改时断时续，一直也没有完成，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成都于1949年底解放，因之前曾被国民党时期的成都市长聘为市政建设顾问，同官员有所交往，加之夫妇都曾受惠于教会，面对新中国的成立，杨教授父亲最终决定于1950年夏携妻、子离开成都，回广东中山老家，后转赴香港，应聘于香港大学任教。当年，即将高考的18岁的杨教授因受到中学进步同学的影响，对新中国充满自信，不愿意随父母离开，于是只身前往上海，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转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杨教授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暑期曾赴港探亲，并准时返校，但此后在文革当中，这段经历带给她无尽的麻烦（她的文章就停顿在文革，后面是省略号，“无尽的麻烦”为我的补充）。195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读研究生，此时父母已从香港去往美国，断了音讯，于是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只得完全靠助学金支持求学生活。期间，与研究生同班同学、同样出身地主而被清算家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谢教授相识相知相爱，开启了后来相濡以沫数十年的风雨坎坷而又成就非凡的人生。杨教授与家人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松动，杨教授母亲前来探亲，母女俩才又一次见面。这期间，杨教授经历了1956年7月北大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57年被下放到北京门头沟斋堂公社劳动锻炼一年、1959年8月结婚、1960年再次被下放一年（作为有问题人员，常常要写思想汇报、检查和检讨）、1962年6月长子出生、1964年丈夫被派往湖北进行为期一年的社教活动、1968年6月次子出生、1969年丈夫被下放五七干校进行劳动锻炼不久自己第三次被下放到郊区劳动锻炼、硬着头皮将7岁和1岁多的两个孩子委托给曾在自己家里做过饭的一位阿姨（一直到晚年，他们一家都把阿姨当作恩人）、直到1971年丈夫才结束两年的劳动锻炼返回北京大学。这其中的艰辛与困难，在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然而让人尊敬和感慨的是，虽然历经挫折与困难，杨教授虽感委屈却依然充满感恩，她说，“知识分子下放，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乡下的贫穷落后，那之后我们对贫下中农的辛劳和困难就很理解，也为他们的朴实和善良而感动。这也是人生当中教育的一个方面，对我们后半生的人生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对世界的看法，对贫穷的认知，对中国的认识，在经历下放后都有很大的改变。”

    1982年，杨教授被北大派往美国进修两年，当时年逾八十和年近八十的父母亲极力劝说女儿留在美国，在情感与理性的两年较量中，最终杨教授还是选择了如期回国，回到培养了她也是她热爱的北大；1984年，谢教授赴美进修访问，岳父母再次劝说，也被谢绝，因为回到北大是杨教授夫妇俩共同的决定。这个决定，直到今天，教授夫妇俩都引以自豪。更让人自豪骄傲的是，在夫妻俩的言传身教之下，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尤其是长子，曾任职哈佛并获得多个院士头衔，于2018年也选择辞去哈佛大学教职，全职回归北大。如今，虽然声名显赫，却依然奋斗在科研一线。随着谢教授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他们时刻不忘回馈北大，夫妻俩携学生、家人及公司在北大设立多个奖学金，累计回馈至少数百万元。在奖学金捐赠仪式上，长子曾介绍，“淋过雨的人更想为别人撑伞”，杨教授夫妇都在北大依靠奖学金而成长，如今，他们也将自己的积蓄又化为奖学金回馈给北大。

    杨教授的一生，是虽有坎坷却依然高贵的一生，是和蔼可亲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平淡中见伟大、低调里有傲骨的一生。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成功遮蔽在丈夫、儿子的声名显赫之下，然而，他们的成功，却离不开杨教授的奉献与成全。当我读到谢教授传记里，他们在并不富裕的1994年，捐赠1万元给自己的中学母校建实验室的时候，我知道，这背后，也有杨教授的大爱与成全；当我得知，谢教授前两年生病住院，是杨教授精心护理照顾、督促康复，却因此而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导致病情发现太晚而回天乏术，我更感受到了杨教授的伟大。从小时候的养尊处优到被下放的各种折磨，从背离父母的期望选择留在新中国，到拒绝父母的百般挽留毅然回国，杨教授对于祖国的热爱，让我更加尊敬，更加引以为傲。

     周一，12月2日一早，我和师兄去参加杨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大的久忆厅站满了人，听着长子介绍母亲充满坎坷而坚韧感恩的一生，曾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听着次子介绍当年对母亲的误会，母亲除了备课还时常接济学生，对学生嘘寒问暖，而对自己却没有太多精力顾及，曾经嫉妒过，认为“母亲对学生比对我们还好”，眼泪不由地潸然而下。是呀，从杨教授对我们的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各种照顾，就能想象得到，她对于学生尤其贫寒学子的那种周到的照顾，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敬爱的杨教授，其实我更常常喊您的是“杨老师”，20多年的言传身教，20所年的所见所闻，20多年来，在我眼中，您是那么的谦虚、低调，那么的优雅、知性，我见证了您在90高龄仍在学习网络购物、电子相册的终身学习的精神，也经历过您的礼尚往来、“锱铢必较”-每次去看您，总是我们带回去的少，您让我们带回的更多，每次您委托我帮忙买点什么，必须付给我钱，不允许有一次遗漏，从中，我看到了您的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看到了您对后辈的提携与关爱。我知道，您优雅一生、极为重视礼仪，也许，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是您不想我们看到您病床上的憔悴与痛苦，只想留给我们您最优雅的背影。

    亲爱的杨老师，安息吧！我们将以您为楷模，踏实认真地做好我们的工作、生活，无私利他，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